善待文人（转帖）

茶香轻淡淡

在世人的心目中，文人是多疑、生事，多情、伤感，怀春、悲秋，吟咏风花雪月，清议古今往事，搬弄是非，无病呻吟，故做姿态，无端生事的一群。故世有穷酸儒人之称，有读书越多越反动之说。实际上，那些讲究明刻本、宋刻本，初刻本、初印本，整天埋于故纸堆中，有着“书痴”、“书淫”之称的文人，藏书、读书、写书、印书，一日日的与书为伍，以书为友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带着一种自娱的成份，就如京剧票友粉墨登场，不为名，不图利，目的也不在于事情的本身，而在于一个过程，一种感觉，至于留名后世，针砭时弊，在我以为，那只能是一种副产品而已。
而清时，因《维止录》，因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”而酿成的“文字狱”，实在是千古奇冤。作者著书赋诗之时，绝无想到“雍正去了头”，也从未想到以“清风”来讽清朝，来讽朝廷上下的不断文字，不明事理。恰恰相反，整个事件的过程，则说明了清王朝统治者空前的残暴、蛮横和无以复加的浅薄、无知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些“文字狱”的整个演化过程中，真正出面的，并非当朝的统治者。充急前锋，作打手的，恰是那些“文人”。他们以鹰隼一样的眼睛，恶犬一样的鼻子，在别人的诗文、著作之中蹑迹披求，以期搜寻可以找出破绽的文字，能够网织罪名的言辞，将人置于叛逆、贰臣、反动的境地，然后治人于死地。
在我认为，这些人，算得上“人”就已经宽恕他们了。至于“文人”的称谓，我想，他们是万万不配的，而一旦他们自己戴上了“文人”的冠冕，只能是压断了他们的脊梁。
说到文人的反动，文字的祸害，对文人与文字的恐惧和戒备，我以为，是大可不必的。文人和他们的文字，对社会、的作用，其实是微不足道的。从未听说哪一个文人以他的文字改变了这个社会，推翻了这个世界，尽管阿基米德曾言：“给我一个支点，我能撬动整个地球。”如果说真的有人以他的文字给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造成了震动，那充其量只能是一根导火索，而炸药则是统治者自己埋下的，或者说文人撬动地球的那个支点，是统治者给的。
当社会积弊日久难除，民众怨恚始终难消，这个世界实际上就是坐在一个火药桶上。往往一点火星，这个世界就要爆了，乱了，即让没有文人，没有文人的文字，一切都在所难免。所以章碣在《焚书坑》中说：“竹帛烟消帝业虚，关河空销祖龙居。坑灰未冷山东乱，刘项原来不读书。”尽管始皇帝以极其残酷的手段焚书坑儒，打击“反动言论”，极力消除“文祸”，但戍边的卒人陈胜、吴广揭竿一呼，天下响应，而最后族秦、灭秦的刘邦、项羽都不是读书人。
当然，说文人、文字对世界、这个社会不起作用，也是不切实际的。文人、文字对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在某个时期、在某个社会形态中，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，甚至是破坏作用，但在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，文人、文字对世界、对社会的作用，毫无疑问，是积极的，有益的。曾提“开卷有益”的宋太宗，在即位后的第二年，就下诏诸州搜访图书。他说：“教化之本，治乱之源，若非图书，何以取法？”正是宋太宗极为看重的图书的教作作用，中华民族的文明礼义之风才得以流传下来。早在二千多年前的《诗经》中就有“美教化，移风俗”（《周南•关睢》）之说，在《礼记•经解》中更有“故礼之教化也微，其止邪也于未形。”通过诗书的教化作用，邪止于未形，礼起于千年。在这种意义上，你还能说“读书越多越反动”吗？
在中国历史上，文人有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之说，有隐士与逸士的存在，但实实在在的，每一个文人都是极为“入世”的，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。有哪一个文人不希望社会进步，人民富足？有哪一个文人不希望参与社会之中，而游离开这个世界之外呢？在唐时，隐士大量涌现，或隐入山林，或遁入“空门”，仿佛文人学士一下子都欲念净尽，超凡脱俗了。事实上，不少的“隐士”只是借隐而显，以出世换取入世。这里，文人只不过玩了一下两面派的手腕，要了一次小聪明儿而已。更多的隐士，思想本质是入世的，只是遵循孔老夫子“天下有道则显，无道则隐”的教导，以无道和有道作“隐”与“不隐”的标准，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无下。”文人的退隐，在很多朝代，是一种不得已，无可奈何的隐退。
而在改朝换代之际，不少的文人都有一种“遗民”思想，矢志不仕新朝。这一切看起来，似乎是在与当局作对、为敌，事实上，绝大部分人是囿于一种“不事二君，不为贰臣”的忠君思想。有着浓厚的“遗民”思想的文人，他们本人一方面矢志不仕新朝，不食周粟，但另一方面，他们又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孙在新的时代取得功名，走上仕途。明末清初的冒辟疆（冒襄），在明亡之后，为了名志，自号“巢民”，宁可在树上结巢为民，也不愿生活在异族统治的土地上。康熙18年，他拒绝了朝廷关于博学鸿词的征召，“篱畔菊花坚晚节，先期不放一枝开。”他矢志不移，初衷未改。但几乎就在同时，他又满怀希望地送两个儿子和长孙分赴南北乡。角逐科场的目的，当然是为了做官。但非常遣憾，他的几个儿孙在科场上的表现都很平庸。后来，他的一个叫冒浑的小孙子，有可能讨得一官职。消息传亚，冒辟疆欢欣鼓舞。但冒浑的一官半职，需要一笔钱“取结”，打通上下的关节。于是，穷困潦倒的冒辟疆 “亲到平日相关诸友家”求借，但 “捱尽面皮，竟无一应”，冒辟疆求天不应，求地不灵，他给孙子信中讲述事情经过，言：“你见我字，应为我下泪也。”
两年之后，冒浑总算封了个从三品的官职，喜讯传来，一时冒家蓬荜生辉。做不遗民的冒辟疆，自号 “巢民”的冒辟疆如此，况一般的文人。
那么，如此说来，中国的文人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就是毫无节操，心口不一，装腔作势的伪君子呢？不！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中国的文人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具有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有着高洁的节操。毛泽东同志在他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一文中讲“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”，讲“闻一多拍案而起，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，宁可倒下去，不愿屈服。朱自清一身重病，宁可饿死，不领美国的救济粮。”毛泽东认为“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族气概”的闻一多、朱自清，无一例外，都是文人，都是知识分子。
一介文人、一个知识分子，在生活上，极易满足。一粥、一饭、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墨、一纸、一砚，有书读，有学问做，便已足矣。至于官欲与利欲，淡薄得很，漠然得很。尽管生活上是如此微薄的需求，但为君与知己，文人可以赴汤，可以蹈火；可以舍生，可以捐躯；可以别妻，可以离子；可以投笔从戎，可以持节牧羊。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因了读书人的事迹流传了几千年了。作为文人，当民族与国家需要的时候，他会舍身报国，即使因了种种原因，受到误解、曲解，暂时不被“需要”的时候，他也依然心系国家，心系民族，心系百姓。远如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”的范仲淹就不必细说了，即使近如1957年“反右派”斗争中，大批的文人、知识分子因一句真话、实话，就被定为“右派”，下放农村，劳动改造；1966——1976十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无数的文人、知识分子对国家，对民族依然忠心耿耿，绝大多数的人相信，终有一天，祖国会需要他，民族会需要他。即使在他不被“需要”的时候，不少人依然默默地在为祖国，在为民族做着贡献。不少人以他们的血、以他们的泪，抒写了催人泪下的“忠魂曲”。
文人、知识分子勤于思考，感觉敏锐，思想激进，感情充沛，易于激动，这是他们的弱点，也是他们的优点。无动于衷，呆如木鸡的一群，永远不会弄出什么乱子，但也永远不会创造出什么奇迹。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风风雨雨，每逢民族遭受劫难之时，往往最先觉醒的是文人，是知识分子，是他们唤起民众，带领民众，扯起拯救民族与民众的大旗，展开血与火的斗争。而科技的进步，民族的振兴，离开了文人、知识分子更是无稽之谈。五千年的文明史与革命史，如果没有文人、知识分子的参与，历史就要重写，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
自古至今，文人、知识分子都有忠心报国，不计名利，勇于进取的优良习惯，他们对人民，对社会是负责的，是有着莫大贡献的。对于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，文人、知识分子有着他们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当然，也有一些无耻文人，干了而且还在干着为人不齿的勾当，但我前文即讲了，他们是称不起“文人”的，当从文人的行列中，把他们剔除出去。
文人，他们身上存在着许多弱点和缺点，但他们终归是善良的、温存的，是一股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。一个社会，一旦没有了文人，没有了知识分子，那将是一个静寂而荒凉的世界，原始和愚昧的社会。
善待文人！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，对于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，无疑是个福音。